第二天我们果然被编进专案组。都被分进了线索摸排组。我和方青一组，负责驴肉店以南路东的区域，对商户一户一户的进行走访。
9，感觉那时候的警察好笨呃。调出来摄像头，查一查电话通话记录，嫌疑人不就出来了。犯罪分子连杀三人，一定有过争斗，犯罪分子要是受伤了，提取一下血迹，做一个DNA，就可以确定作案人了。
90年代初，一切的侦查措施和狄仁杰狄公那时候断案的措施差不多。没有摄像头，没有手机，县乡一级的电话还是摇把子，打一个长途需要去邮局排队。那时候国际上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，大量下岗工人出现，而一部分人已经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，先富了起来。贫富差距拉大，大量的恶行案件流窜作案出现，社会防控机制，侦查措施一时跟不上，破案率低，使得犯罪分子更加的嚣张。熟悉刑侦史的朋友会知道，那几年抢银行绑架抢劫出租车抢夺军警枪支的案件多。社会上流失的枪支也多，为了追捕持枪的犯罪分子，一个案件就有多名军警牺牲。
话题扯远了，方青我们两个的走访对象大概三十多户，都是在街上做小生意的。
我跟在方青的后面，方青胳膊下夹一个小包，我在商店里一块钱买了一个本子，揣在身上。
方青问的很细，先是拉家常，问问这家的基本情况，生意怎么样，然后就是亮明身份，认识不认识卖驴肉的老刘，和他有没有往来。然后就是最近有没有看到可疑的情况，有没有听说关于老刘的啥事，等等。
好多人对我们的走访都抱着警惕的态度，不愿意多说，怕那一句说多了引起麻烦。半天时间，我觉得没有一点有价值的线索，不免失望，方青倒是很乐观，见了人都笑眯眯的，在一家商店里，他买了一包烟，还有瓜子糖。走访的时候男的敬烟，女人和小孩送瓜子糖、
慢慢的有人对我们的询问不再拘束，方青甚至和一些人开起了玩笑。
一个老者原来在村里当过干部，在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卖农药，他对我们很热情，倒上茶水。我们说明了来意，老者叹息一声，说：“现在的人都变了，村里乡里村里干部也懒了，我当村治保主任的时候，谁外出必须请假，村子来了陌生人要报告，不要说有杀人放火的，就是偷生产队的粮食抓住了，也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，那时候偷鸡摸狗的都很少，现在对老百姓太好了，政策应该再严一些。”
“大爷，那时候是那时候，特殊的历史时期，现在是以经济发展为主，要让百姓富起来，让群众有自由，改革开放搞活。叔，你对老刘一家的死啥看法？”方青说。
老者吸口烟，说：‘不好说。叫我说，镇里就没有这样大胆的人敢干这种事情。’
“你是说，这是不是我们本地人干的？”
“我活了六十多了，啥事没有经过，除了解放前山里土匪干过这种事，解放以后我们这里就没有出现过人命案。”
······
午饭过后，我们继续走访。在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那里，我们得到了一点比较清晰的线索。那个男人中午喝了一点酒，对于我们的询问口无遮拦，说到：“那个老刘，死了也值。吃了喝了，日了。”
方青递上烟，笑着说到：‘大哥，吃了喝了我知道，咋还日了？’
“老刘那家伙杀了驴以后，把驴拐子藏起来自己吃。谁想吃都不给，除了书记乡长。”男人笑着说。
“吃了那玩意有用？”
“有用，听说老刘那玩意像驴的一样大，妇女试过忘不了。和他相好的好几个。”
“我不信，谁家的娘们会和一个老头子好？”方青顺着男人的话说。
“喏，那一家。”男人的嘴往外努努，对面是一家百货商店。我一看，正是老刘隔壁那个妇女的店，就是我在那里买过一包烟，女老板说要给我往县城捎回来一个电池炉的那一个，怪不得看着那女人桃花眼，原来他和老刘有一腿。